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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桐笔记:被误读的朱熹(二)

体育网 2020-01-11 16:20

从朱熹大量的诗词作品中可以看出,朱熹不是一个绝情禁欲的腐儒,而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朱熹本人是充分尊重正当的生活情感,也非常懂得享受生活,在他的生命中多有感性灿烂的时刻。比如,他是一个对于“春色”特别敏感的人,“书卷莫教春色老,柴荆肯为俗人开”、“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怅望君家岭上云,便携佳友去寻春”,这样的句子在他的诗集中比比皆是。

在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家的概念谱系里,“天理”之“理”的内容绝没有狭窄和浅陋到只是充满了规训和教条的封建伦理,而“人欲”之“欲”的内容也没有泛化到指涉并抹杀一切正当的人性情感和生理欲望。宋明儒者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在直接的意义上,“天理”,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性欲望,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用西方哲学家康德的话来说,“天理”即理性法则,“人欲”即感性法则。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像现代文学家们理解的那样特指生命欲望,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活欲望,因此把理学叫做禁欲主义完全是一种误读。

恰恰相反,朱熹为了唤回合理的属于“天”之“公心”的“人欲”,他首先为中国思想哲学系统构建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天”。

像先秦时代的屈原“问天”一样,据说朱熹在幼年时就追问过有关“天”的问题,长到五六岁,也还是常常为“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这个问题所困扰。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朱熹的重大举措就是,他把“情”这个带有伦理特征的儒家思想文化的本体重新郑重地请回了哲学圣殿。儒家要构建的是一个“有情天”。朱熹站在儒家立场,吸取了佛道二家的思维方式,建立了严密的心性论体系。朱熹青年时受佛禅影响,认为儒佛相合,习之可以入道。在朱熹看来,“真如”非佛家之独有真理,和理学家的“天理”是一个道理,可见朱熹青年时代以禅宗“明心见性”为功夫,结合转化为儒家的“内省”功夫。把道德理想主义内化为具体的道德实践,充分证明,朱熹不仅是冷静的道德理想主义者,还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

可以称朱熹的理学为人学。天化地育,大化流行,人才能立。只有把人性建立在苍苍宇宙本体之中,人之所以为人才有意义。而作为天地之子,人不仅有人性,也有感情,有气质,有才智,识道德。朱熹试图实现从客观世界到主体世界的回归,建构一个严密细致的道德伦理世界。朱熹又试图通过对人的心理、情感、意志和欲望等方面的规范,建立一个以社会道德实践为标准的“天人合一”的绝对道德理想主义世界。“天地之心别无所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仁”便是“天地之心”。“生”的意思就是“仁”,要给生命活路,要予万众生机,要让天下康宁,要使国泰民安。对朱熹来说,“仁”是远远超乎一般道德修养层面之上的具有更为本体性意义的“天地之生气”。

朱熹哲学意义上的“天”,可感,有情,有德,有序。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人相通、天人感应、天人合德。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朱熹有诗云:“玄天幽且默,仲尼欲无言。动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天”不但是神圣的神秘的,更是慈悲的,还是仁义的。“天”不但负载着人生意义和伦理价值,更富有自身的生命性、有机性、丰富性、不可穷尽性。“天”代表着“理”,其幽暗深邃广大无垠之“苍苍”,不是用理性和语言可以照亮穿透的。“天”是感性和理性最完美的统一、最圆满的结合,朱熹的这个“天”,似乎在西方后世哲学家康德的“物自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得到了响应与解读。

在历史变革的激进和时代风气的浮躁中,由于对朱熹思想理论的一知半解,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遗产,朱熹被误读了太久太久,被误解了太深太深。在朱熹一生中,他孜孜不倦地服务于对儒家“道统”的弘扬。这种“为生民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体现了一个有识之士对时代使命的关怀,为今天的现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永久的楷模。朱熹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出仕为官,以道济天下之心,行儒家之仁政;二是以学为本,以教书传道为人生事业。贯穿于朱熹一生的就是儒家的实用理性,正是这种实用理性使其哲学思想既有现实性,又有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