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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印坛领军人物——吴让之的印学贡献和印史地位

体育网 2019-07-14 21:44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邓石如

岑仲陶父秘笈之印吴让之

逃禅煮石之间吴让之

坐我春风吴让之

观海者难为水吴让之

吴熙载印吴让之

■祝竹

邓石如开创了汉碑额篆书入印的新风,而吴让之则完成了汉碑额篆书与印面形式的完美结合。篆刻刀法的性情化觉醒,是吴让之开创现代化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有了吴让之的印作,后来的人开始知道古老的篆刻艺术如何现代化了。吴昌硕与黄牧甫从他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启迪,也就是如何让篆刻艺术具有现代意识。

如果将中国文人篆刻史分为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古代史当然是以文彭为开创者,但近现代史从哪里开始呢?我以为,应当从晚清四大家开始。

清代自乾嘉以后,由于出土文物日多,金石文字学极为兴盛,篆书艺术突飞猛进,至晚清而达到了极盛时期。印人不守门户,锐意变法,灵府独辟,在书法、章法、刀法以及在格调、情趣方面的探索和创变,多姿多彩,不蹈故常。晚清四大家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出,遂使数百年来印坛名家黯然失色。晚清四大家的作品与其前辈们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个人情趣的觉醒,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觉醒。

晚清四大家中,吴让之年齿最高,故可以说,近现代篆刻史应该是从吴让之这里开始的。吴让之与其他三家之间,除了与赵之谦之间有说不清的是非纠葛外,他对于吴昌硕、黄牧甫,无疑都是有开启之功的。这一点,吴、黄二人自己均有明确的说法。现在研究印史的学者都肯定吴昌硕开创了海派,黄牧甫开创了黟山派,就连赵之谦,也说他开创了赵派或新浙派,惟独吴让之,算不上开派的大师,他只能隶属于徽派,作为邓石如的传薪人和附庸。这种排列方法,对吴让之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是不科学的。但要厘清这个问题,还得从邓石如说起。

让篆书舒畅自然活起来的邓石如

(邓石如取法汉碑额之法,推翻千百年来写篆书的僵死之法,让篆书舒畅自然地、活泼泼地“写”出来。)

邓石如是徽派的开派人物。邓石如对于篆书和篆刻的贡献,吴让之以一句话作了概括:“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吴让之这里所说的“汉碑”,指的是汉碑额篆书。后人马衡说得更明白些:“邓石如善各体书,其作篆用汉碑额法,因以碑额入印,又别开蹊境。”将汉碑额篆书引进篆书的创作,其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是引进了活泼流动的笔意。在邓石如之前,唐宋元明直至清中期,写篆书都是属于李斯、李阳冰二李体系的篆法,所谓玉箸文、铁线篆,一味固守中锋用笔,笔划匀直,没有提按变化。明清文人中写篆书的人也不少,但基本没能突破如此用笔的问题。邓石如取法汉碑额之法,推翻千百年来写篆书的僵死之法,让篆书舒畅自然地、活泼泼地“写”出来。对此,后来的沈曾植说得最为生动透彻。他说:“完白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术也。”篆书的“以行作楷之术”,包括有提按、有疾徐、方圆参错、笔划出尖等诸多特征,这是邓石如篆书最关紧要的创意。推之于篆刻,“使铁如使笔”即让印内文字有笔姿,有笔势,有书写意味,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创作路子,所以吴让之称之为“独有千古”。

邓石如的印学成就杰出地表现在朱文印上,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意与古会”“燕翼堂”,他让朱文印的笔划“动”起来了,所谓“龙盘凤舞”,有了生动活泼的姿态。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他在明清时代的前辈们面前高出一头。但是他并没有完满地完成这一课题。他的朱文印文字虽然笔姿婀娜,引带生动,但缺乏古气,也不够雅逸。他用处理朱文印的套路经营白文印,则并不成功,如“我书意造本无法”“金石刻画臣能为”,只能算是刻在印面上的白文篆书,而没有成为白文印。邓石如的白文印,手法多种多样,面貌纷杂。其中以近于汉印风貌,较为规整的一类,比较成熟。凡尝试以汉碑额篆书或小篆体刻的白文印,基本上都不算成功,更没有形成个性完备的印风程式。

开创篆刻现代化新局面的吴让之

(篆刻刀法的性情化觉醒,是吴让之开创现代化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善用冲刀,轻浅取势,心手相应,擒纵自如,圆融而且刚劲。)

邓石如没有完成的课题,统统由吴让之完成了。